党史学习笔记内容3篇
党史学习笔记内容篇1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学习党史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我热爱党史这门课，对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每到一地，总要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升华思想境界，加强党性修养。2016年8月17日，我和儿子宋伊哲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学习。
北大红楼是北京大学红楼的简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楼房，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楼”。这里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我们依次参观了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第二阅览室、文科学长室、日刊处、文科教务处、学生教室、编目室、登录室等，还看到了1918年冬毛泽东在此作为图书馆助理员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和用过的办公桌。
北京大学红楼汇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来此授课，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第一、北京大学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着红楼的投入使用，北大图书馆搬入红楼。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不仅成为进步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
第二、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是北大师生，宣言的起草人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队伍的主力军都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1919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民族危难之际，北大学生挺身而出，联合北京各校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第三、北京大学是中共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前，全国共有党员58人，北京大学师生校友23人，占党员总数的40%；8个地方党组织，6个党组织负责人是由北京大学师生或校友担任；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5人，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包惠僧，占38.5%；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3人中有2人（陈独秀、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所以，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北京大学是伟人领袖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出发的地方。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经常从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出发，来到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置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毛泽东说，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是从北京大学红楼出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建的清代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校长后，以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等文化名流为教授。据记载，1918年北京大学教职员总数达217人，学生总数达1980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在红楼，有各种社团活动。在这些社团中，就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3月，会员中有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方便大家活动，校长蔡元培专门拨了两个房间作为活动室，大家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们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北大红楼，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这里播撒，从这里出发，一代伟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穿越历史云烟，我们再次感受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依旧可以听到革命者坚定决绝的呼声，可以看到他们奔走呼号的身影，可以深刻认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信仰的力量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向成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一如既往地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要发扬北大精神，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体现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际行动做好学校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党史学习笔记内容篇2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学习党史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我热爱党史这门课，对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每到一地，总要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升华思想境界，加强党性修养。2016年8月17日，我和儿子宋伊哲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学习。
北大红楼是北京大学红楼的简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楼房，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楼”。这里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我们依次参观了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第二阅览室、文科学长室、日刊处、文科教务处、学生教室、编目室、登录室等，还看到了1918年冬毛泽东在此作为图书馆助理员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和用过的办公桌。
北京大学红楼汇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来此授课，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第一、北京大学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着红楼的投入使用，北大图书馆搬入红楼。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不仅成为进步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
第二、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是北大师生，宣言的起草人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队伍的主力军都是北大师生。“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1919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民族危难之际，北大学生挺身而出，联合北京各校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第三、北京大学是中共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前，全国共有党员58人，北京大学师生校友23人，占党员总数的40%；8个地方党组织，6个党组织负责人是由北京大学师生或校友担任；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5人，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包惠僧，占38.5%；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3人中有2人（陈独秀、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所以，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北京大学是伟人领袖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出发的地方。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经常从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出发，来到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置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毛泽东说，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是从北京大学红楼出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建的清代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校长后，以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等文化名流为教授。据记载，1918年北京大学教职员总数达217人，学生总数达1980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在红楼，有各种社团活动。在这些社团中，就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3月，会员中有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方便大家活动，校长蔡元培专门拨了两个房间作为活动室，大家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们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北大红楼，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这里播撒，从这里出发，一代伟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穿越历史云烟，我们再次感受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依旧可以听到革命者坚定决绝的呼声，可以看到他们奔走呼号的身影，可以深刻认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信仰的力量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向成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一如既往地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要发扬北大精神，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体现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际行动做好学校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党史学习笔记内容篇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从代表的情况看，他们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他们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中既有李汉俊、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人。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等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在这两个组织中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在学习、研究、对比多种新思潮并经历“教育救国”、“改良主义”、“联省自治”等失败方案后，才坚定地做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一大代表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重大行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通过新民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发动了高校的师生集会、游行，组织“提倡国货团”，协助学联创办《学术周刊》，指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等等。
三、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接受新生事物最快的一个群体。由青年人组成团队，意味着这个政党年轻有为、充满朝气，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辉煌的未来。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30岁以下的9位，占五分之三。15位（含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代表中，在学校的居多，师生有10位，占76.9%。学校教师5位：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在校学生5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3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他们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都很强，这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大党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会议各项议程能够顺利完成。
四、他们都来自中心城市。中国建党活动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李达、李汉俊来自上海；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济南；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州；还有旅日的周佛海。近代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各种新思潮的荟萃地，北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3名党员，其中，正在北京大学或者在北京大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名，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是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近代工业和近代教育在长沙均有长足发展；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人民爱国热情很高；广州是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强盗最先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最先由此登陆。13名代表产生于此六大中心城市，绝非偶然。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当然，中共一大代表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代表都是男性；代表中除邓恩铭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等。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代表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深刻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轨迹。通过分析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道路，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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