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3篇
【篇一】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
沈志华：国际冷战与毛泽东的外交选择
凤凰卫视2009年11月7日《世纪大讲堂》节目，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被有一些学者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其实也就是冷战的终结。那么什么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冷战，冷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在今天如何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间，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么中国又是如何卷入了这个冷战，中国的领导人又如何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进行自己的外交选择和斡旋？所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先生。
欢迎沈先生做客我们《世纪大讲堂》，下面我们一起看大屏幕，一个介绍沈先生的短片。
主持人：我们知道冷战这个词是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东西方两大这个意识形态阵营这个之间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一进入冷战时代的时候，正好我们中国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大变动的一个时代，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政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是有一个选择的，自己在国际的这样一个格局中间，怎么定位自己，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于中国后来的历史，包括到今天，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沈志华：对，其实这个中国怎么进入这个冷战，史学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什么时候。
主持人：对。
沈志华：什么标志，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过去一个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中国内战这个兴起，就是中国进入冷战这个框架内吧，这个范围内，为什么呢？它的理论依据就是，因为1947年美苏之间这个发生了冷战，而国共之间发生了内战。
主持人：内战。
沈志华：那共产党后边呢是苏联，国民党后面是美国。
主持人：美国。
沈志华：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就进入了冷战。但是我的研究，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不是这样的。
沈志华：我是这个总的趋势是不错的，是因为中共跟苏联结盟了，而蒋介石跟美国结盟，但这时间的点。
主持人：点。
沈志华：其实是大大往后。
主持人：要后延。
沈志华：因为这个中苏真正结成同盟是1949年，而不是之前。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材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英国，中国，这个法国，什么苏联，大家都在考虑战后怎么安排，战后这个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那个时候，斯大林选择的和中国的合作对象是谁啊？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毛泽东，是蒋介石。
主持人：对。
沈志华：毛泽东那会儿也有个选择，就毛泽东选择的合作对象不是斯大林，不是苏联，是美国。
主持人：对。
沈志华：确实有那么一个想法，这个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跟这个苏联共产党，跟莫斯科之间，长期形成了一些矛盾，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主持人：对。
沈志华：因为战后美国的政治势力，看重的是蒋介石，所以他就是拒绝了毛泽东来传递的这个。
主持人：信息。
沈志华：这个信息，这个橄榄枝。
主持人：包括他的善意。
沈志华：他把那个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给撤了，把那个史迪威也给调回国了。
主持人：他又给调回去了。
沈志华：那戴维斯回去以后，都这个判了刑了都，说一帮亲共的这个外交家都是赤色分子。所以这以后，毛泽东才慢慢地觉得，得跟苏联这个搭伙，你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面对国民党这么强大的势力？所以你说冷战，你说这个内战是中国进入冷战的这个一个标志，这恐怕是有问题。
主持人：有问题的，对。
沈志华：真正到了什么时候呢？是到了1949年，到了1949年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显然已经是，三大战役都完了嘛。
主持人：完了。
沈志华：那这个半壁江山已经归了共产党。
主持人：对。
沈志华：而且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都被消灭光了。
主持人：对。
沈志华：这个时候毛要过江，这个打得是很容易的事情。
主持人：对。
沈志华：但是这会儿斯大林担心了，他想你占了东北，这个美国人没管，我也很满意就可以了，你再占了华北，到了黄河边上，这个美国人还撤退，也就可以了，你再过淮河到了长江边上，您就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美国真的出兵干涉怎么办？
主持人：对。
沈志华：所以1949年是毛泽东跟斯大林最后一次冲突，就是斯大林希望毛呢不要再打，就是过江了，就和谈。
主持人：就国共划江而治。
沈志华：划江而治，而且由苏联出面来和谈，这样苏联就能控制整个这个局面。
主持人：北中国。
沈志华：但是毛一个电报给他回绝了，说我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斯大林一看毛泽东的如此的这个决心，他不明白这个人究竟想干什么。
主持人：对。
沈志华：所以他就派了米高扬到这个西柏坡。
主持人：西柏坡。
沈志华：这就是第一次中苏高层接触，这次接触的一个，这个档案全都解密了，12次谈话记录，这个俄国档案都解密了。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斯大林来了解中共到底想什么和想干什么？毛泽东呢，五大书记分别跟他谈的，就是一个信息，告诉他，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苏联同志想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我们是真正的这个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我们一定跟着苏联走，就主要传递这么一个信息，就是让斯大林放心，你别管我过长江还是不过长江，不管怎么着，反正将来咱是一路人。这个斯大林是相信了。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呢，他不太明白斯大林究竟想的是什么。
主持人：对。
沈志华：因为米高扬来时候说，我就带着耳朵来了，我这个只管听，他没有传达什么信息，所以毛就让刘少奇说你再到莫斯科去一趟。等这个6月底，一直到8月，他在那儿待了两个多月，第一次谈话，斯大林就把他的所有的立场告诉我们了。
主持人：告诉刘少奇了。
沈志华：告诉刘少奇了。当时这个事情没闹清楚之前，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因为毛泽东知道了苏联的立场，确定了中苏联盟的这个，这个方向以后，他觉得不需要再跟美国演戏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就基本上签，这个达成了这么一个政治决定。那么到了什么时候正式公布？就是 1950年的2月，就是中苏同盟条约，那么在此之前，我为什么说这个时候，这个节点，实际上是真正中国进入冷战，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呀，它在等待，美国在整个这个中国内战当中，美国的一个政策就是等待尘埃落定，就是它看不清到底将来是共产党赢，还是国民党赢，将来我支持谁呀，这不好说，别万一这牌一出错了，将来往回缩可缩不回去了，所以它在等待，那么到了1949年的年底的时候，你不能再等了，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北京。12月8号国民党政府迁台，就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了。
主持人：台湾了。
沈志华：这个时候你还等，你等什么？已经两个中国了，这儿一国民政府，这儿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以美国必须得表态了，这个时候美国开始了一场重大的争论，就是军方认为，就麦克阿瑟这个五角大楼认为，必须援助蒋介石，说这个我们对共产党是一让再让，你不能再让了，你让了把台湾，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台湾是在整个美国太平洋这个。
主持人：岛链上头。
沈志华：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一环。
主持人：一环。
沈志华：如果这环再让共产党占了，那美国在整个远东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是国务院不这么看，艾奇逊说，不对，说我们应该从政治上看问题，什么叫从政治上看问题，说呀，美国的敌人是谁呀？不是中国人，是俄国人，所以美国呢不能把它的主要的精力、钱财、物力，都来对付中国人，而让苏联人在旁边这个坐山观虎斗，说那我们在战略上就输了，怎么办？说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分裂中苏，让中国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成为一个中间地带，甚至还有可能拉到我们这一边来，这样岂不是很好？用什么办法拉它呢？很容易，把蒋介石卖了就行了，你把台湾让给中共，台湾一定，这个中共一定感激你，所以它就不会跟苏联结盟，杜鲁门一听说，这主意好，而且他迫不急待，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毛泽东已经到了莫斯科，正在跟斯大林谈判，所以他需要紧急传递信息，1月5号，杜鲁门就发表一个这个公开演说，说呀，“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毛泽东。
主持人：你打吧。
沈志华：你打台湾，你赶快去，我决不管。好，毛泽东啊，不知道是听明白没听明白，但斯大林听了非常着急，所以你知道，最后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毛泽东去莫斯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其实他主要一个目的，要废除1945年那个条约，要重新签一个，因为中共已经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么你跟苏联这个也是不平等条约，你废不废除？你如果不废除，你怎么跟国民交待，你中国共产党说话算不算话？所以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1945年那个条约，是斯大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他要把外蒙古分离出去，他要占领中长路，他要租用这个。
主持人：旅顺港。
沈志华：旅顺港，这三个环节构成了苏联在战后整个远东战略的一个基点。
主持人：对，布局，我们刚才前面的1949年以前呐，算是这个前传，我们现在的正传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说起，国际冷战与毛泽东的外交选择。
热战未平，冷战又起。中美苏在这场利益争夺战中，如何排兵布阵？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连接欧亚大陆之时，冷战上升到怎样的阶段？它将如何考验中国的外交策略？
沈志华：就是我们讲，这个国际冷战与毛泽东的外交选择，其实主要有三个节点，就是在整个冷战过程当中呢，毛泽东做了三次选择，这三次选择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格局，刚才我们讲的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第一次选择。为什么这次选择改变了冷战的格局呢？是因为在中苏同盟条约2月14号发表以后，美国就开始酝酿，来改变美国的整个冷战战略。
那么原来美国的冷战战略是什么？就是1947年美苏之间爆发冷战的时候，美国提出了一个遏制战略，这个遏制呢，它是有这个范围的，就是在欧洲遏制苏联，因为这个雅尔塔体系给这个斯大林划了一个势力范围，你不能超出这个势力范围，超出这个势力范围，我就要给你堵回去，这就是1947年美国的冷战战略。但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中国一旦选择了进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从欧洲一直延至到亚洲，从多瑙河一直到太平洋，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这个在美国人看来太可怕了，这共产主义势力不得了了。所以1950年4月的时候，美国出炉了一个新的文件，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68号文，这个68号文呢，就把这个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扩大到全球，它是讲全面地这个遏制。所谓全面的遏制，就是把中国也包含在内了，就你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你不能再往前突破了，你再往前突破，就超过了美国的底线，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改变了对台湾、对韩国的、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政策，就是它战略基点变了，虽然军事这个措施还没有制订出来，但是它基本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那后来果然跟着就，当这个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首先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你不能让你再打台湾了，第二，三天以后，美国空军就出动援助南朝鲜，因为原来美国的国防部的预案是什么？只要朝鲜发生战争，美国就撤退，撤出这个朝鲜半岛，只守住日本海就完了，这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线，这个艾奇逊在公开的讲，都讲过，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68号文，为什么会有68号文？就是《中苏同盟条约》，这就是第一次的这个选择。
那么第二次的选择，是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从50年代后期，就是大概从1958年、1959年开始中苏发生分歧，然后整个1960年是，这个就是磕磕碰碰，后来就碰上中国的这个困难时期稍微缓和了一点儿，刚一吃饱，双方又开始吵架，1963年开始这个大论战嘛，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最后一次机会失去。真正这个中苏破裂，就是从形式上已经破裂是1965年。
那么中苏关系就越来越恶化，那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这个冲突发生以后，那珍宝岛这个事情，其实出现得很偶然，从现在的研究状况看，双方都没有任何战略目标，就出现了这么一场冲突。中国有句俗话，叫麻秆打狼，说你拿个麻秆你要打那狼，狼啊，狼腿是特别细的，它特别怕，狼是特别怕你打它腿，那麻秆呢是特别不结实，麻秆就秫秸秆啊，你打什么它都断，所以珍宝岛事件表现出来的中苏对抗，其实就是麻秆打狼，双方谁都不想打对方，但是谁都怕对方打自己，就做个架式，在那儿等着中国挖防空洞，这个苏联就说，嚷嚷着这个要搞这个核威胁，要打原子弹。所以这个时候在南方又有越南战争，因为1968年越南战争就升级了嘛，这样中国就受到南北夹击的这么一种状态下，毛泽东决定，得改变这种战略。所以通过种种的渠道，这回又巴基斯坦了吧，又英国了吧，又罗马尼亚，几个渠道，中美之间开始接触。
那么中美接触是毛泽东的第二次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中国要和苏联联手打美国，第二次选择就是中国要跟美国联手抗击苏联。所以当这个中美会谈，后来最后基辛格又来，这个尼克松又来，就公开了以后，这世界格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中国一直是没有进入联合国，那不被承认的，那当然美国带了这个头了以后，那跟着哗就，承认中国的一下就增加了。
那么中国呢跟苏联一发生这种分裂以后呢，从地理上看，这欧亚大陆又分开了，整个中国代表这部分亚洲，当时跟着中国走的还有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所以亚洲共产党基本上，这个跟着中国走，而东欧的共产党基本上跟着苏联走，社会主义阵营大分裂，大改组，所以整个国际局势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
那么这是毛的第二次这个选择，这次选择呢使得中国呢开始有可能，至少是从这个外界环境开始，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毛的这个举措呢，他给中国造成了一种外部环境，就是第一，中国进入了世界这个体系，原来中国是没进入这个世界体系，所以你们的游戏规则老子一概不遵守，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弄个什么奥运会，那会儿中国不参加奥运会，那是什么？我自己搞个奥运会，那会儿毛搞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那全是这个小兄弟，亚非拉国家自己搞的，你玩一套，我自己跟玩一套，还有自己还弄个小联合国，所以那个时候国际上边有些什么规则呀，有些什么对话，有些什么，中国是一概不参加，什么禁止核试验了，什么卫生啊组织了什么这些，一概不参加，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是70年代以后，它整个这环境就变了。
从经济上，原来是封锁你吧，现在也不封锁了，那美国都跟这个中国拉关系，那你其它国家还跟着封锁，捣什么乱呐你？贸易环境也有了，这个技术原来完全依靠苏联嘛，现在可以，西方也可以指望。所以到70年代的时候，中国处于，这个当然70年代整体上，国际还是在冷战的过程当中，但是中国呢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整个这件事情为后来的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是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否则的话很难讲，说毛刚去世，邓小平就能搞改革，哪那么容易？其实毛的这个做法，他给邓小平创造了一个这个改革的前提。
那么这样子，第二次这种选择呢，实际上还是从毛的思路上来讲，其实跟第一次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只是把这个对象选择的不一样了，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所谓没有本质上变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毛的革命思想，他要通过革命，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他发现这种战略不行，所以必须得改变，那么这改变的结果呢，又导致了整个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这外部环境的变化又给中国下一步，要走上的一条新的道路呢，创造了客观条件。我们大体上应该这样来看。
毛泽东的第三次外交选择又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重要变化？中美苏之间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冷战是否真的过去？
沈志华：那么第三次选择，这个就是比较重要，就是到了80年代。80年代呢，从大概应该是从1985年开始吧，中苏真正地开始正常化。那么跟美国的关系呢其实也开始正常化，因为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中国人吸取了一个最大的这个教训，或者是吸取了一个最大的经验，什么呢？就原来中国对外接触的时候，都一个理念，咱要好，咱就一家人，咱俩什么都好，咱要不好，咱就是敌人，咱俩什么都不行，非此即彼，但是跟美国接触当中发现，这美国人非常难缠，你说着挺好的吧，一会儿它给你，来个售台武器问题，刚刚谈得又好，它又来个纺织品禁运，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想什么。
其实不是人家想什么，是你没想什么。什么意思啊？就是第三次选择的一个最重大的意义，包括跟苏联，原来中国对外关系，它都是一种不成熟的、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跟苏联，跟朝鲜，跟越南，跟所有的社会主义，跟它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关系当中，我们从整个冷战背景来看，其实它有这么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你看冷战是什么，是两大同盟之间的对抗，那么西方这个同盟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它也有分歧，也有矛盾，但是这个同盟呢始终没有破裂，不但没有破裂，现在不是还北约东扩呢嘛，你说冷战都结束多少年了，为什么西方这个同盟会有这么一种稳定性，或者是超稳定性，而社会主义同盟，你来看，今天是这个。
主持人：同志加兄弟。
沈志华：同志加兄弟，明天就刀兵相见，今天是一家人，明天就这个打仗，苏联跟南斯拉夫是这样吧？这结盟刚一年，俩人就分手了，你看中国跟苏联也是这样，最好的时候不超过十年吧，苏联跟这个匈牙利，苏联跟捷克斯洛伐克，中国跟越南，你说是不是？昨天好得那不得了，说打就打，打完了一看，这仓库里头全是中国的武器，都是你援助给它的，就是昨天你还援助给它武器，今儿你就得把它拿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整个在冷战过程当中，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就社会主义阵营，这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它这个结构有问题。它这个结构是个什么结构啊？它是非正常国家关系结构。正常国家关系，你看啊，正常国家关系讲什么呢？讲利，咱俩甭管有什么分歧，咱俩都谈了，就是利益问题嘛，谈利益就好办了，这个利益是可以分割的，是可以让渡的，是有大有小的，这不行，哎哟，我势力弱，我让你一块，完了，咱俩也不至于非打起来不可，但社会主义国家不谈利益，谈主义。
讲的，你想，社会主义大家庭，你就用这个，你听这个词，那么大家庭里什么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不是都这个吗？都不是国家关系。那么它有什么区别呢？它最大的区别，两条，第一，国家关系讲主权，家庭关系不讲主权，讲什么主权呀？老子当然要管儿子嘛，哪儿有，这个你跟我讲什么主权嘛你，没有的。这是从哪来的？这是从党的关系延续下来的，就原来共产党都没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个在共产国际。那么共产国际它有一个原则，和各国共产党的党纲里都这么写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不对？所以它没有一个，你有什么主权？你没主权，咱们之间什么关系？咱们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个你跟这个国家关系又不一样。国家关系讲，国家关系讲的平等关系，你甭管你非洲人、欧洲人，你是大国小国，联合国就一票，所以它原则上是平等，如果原则上不平等，那就不是这个时代了，就不是现代国家关系，那是宗主国、殖民地，那是不平等的，但是你只要进入现代国家，它就是平等，就理论上、法理上是平等的。
我讲了，铺垫这么多，讲的其实就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不简单的是两个国家关系和好了，而是说这个时候，中国的选择，当然也包括苏联的选择，但更重要是从中国的角度讲，它排除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因素，排除了党的关系的因素，排除了家庭关系，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俄国好还是不好，跟这个你是不是共产党掌权，你是不是什么，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这个时间很短，主要是到，最后是恢复关系是1989年嘛，因为1989年没过多久苏联就解体了。所以这个到冷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最后这个选择，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才刚刚进入到现代国家关系的这个体系内，这个行列内。那当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搞了这个，这个经济上的改革，经济上的改革呢，他就，因为毛以前，前期做了一些，这个在客观上做了一些这个动作，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后来内部结构改造的时候，能够适应这个外部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也不可能。所以邓小平的这个选择呢，搞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啊，真正地把中国呢，引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你给它冠一个什么名字，这个很简单，你叫它什么初级阶段也好，你叫它这个特色的什么社会主义也好，那个关系并不大，但中国确实是进入了国际体系内了，而且呢，在经济上是搞了市场经济了，这样它就跟国际上接轨了。所以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是比较顺利地接受了这个局面，接受了这个框架，就是因为在此前，在中苏开始正常化的时候，它的真正的背后的意义，其实就是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国家关系体系，这样子呢，我想，当然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我想把这个，就是整个在冷战这个大的框架下，中国的这个，这三次这种选择，导致了中国在整个这个国际环境下的地位，国际背景下的地位和中国自己要走什么道路，就把这个状况给展示出来，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更清楚的，能够把握中国的这种发展方向，好吧。
中美苏三国志，中苏破裂根源何在？美国立场如何左右亚洲局势？
主持人：非常感谢沈教授精彩的演讲。可以说通过沈教授刚才这一番话呀，我们基本上明确了就是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这40年的关系，说到底很简单，就是一个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这个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晚年的时候，这个着重思考的一个国际战略的问题，就怎么在国际关系中间，美苏中这个三角，然后中国在这个三角中间，怎么样地来唱这一出三国志。
那么美国的关系，刚才我们前面已经交流了，但是中苏关系的话呢，我想就是怎么两个国家之间会是如此地这个不理性呢？
沈志华：中苏分裂这个问题呢，就过去史学界解释这个中苏同盟，它就两条，或者是意识形态分歧论，或者是国家利益这个冲突。
主持人：冲突论。
沈志华：在我研究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都有问题，这两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它都不是这个问题的缘起，也不是这个问题的深层的原因，就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那是到了，从1960年开始，到这个1963年大吵架，双方开始争论这个意识形态，但是你仔细看这个中苏论战，它都是在一个话语体系里讲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体系内，只不过就是说，我说，我对马克思那话应该这么理解，他的意思是要革命，苏联说，不对，我是这么理解，他的意思是要缓和，不过如此，所以它不是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到什么时候才是根本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呢？其实是到了1968年，就是苏联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社会帝国主义，它是在后来很久才出现的事，你说这个国家主权的冲突，国家主权冲突，以前确实有。
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刚才也没讲到这儿，就是讲这个东北问题啦，什么新疆问题啦什么，双方的确是有，但是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都给解决了。以后的事情其实就是个边界问题，但是边界那时候双方都不考虑这个问题。到什么时候开始，1964年以后，这个中苏的边界纠纷开始了，边界纠纷开始以后，到 1969年形成了这个军事冲突了以后，才构成了安全的互相的威胁，这个时候国家安全利益是对立的，所以问题，根本的问题不在这儿，起因更不在这儿。那么在哪儿？其实就在于刚才我讲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这个结构性这个弊病。
主持人：弊病。
沈志华：它就是双方关系不对等，这个没有平等，没有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领导和被领导，你想，你仔细看这个中苏关系变化，问题就出在这儿，就谁来当这家。其实1960年的时候，你看双方的这个，不是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一次。
主持人：到中国来一次。
沈志华：然后这个毛泽东跟他大吵一架，那弄得这个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陈毅，一帮人围攻他，气得赫鲁晓夫口吐白沫，但是回去以后，两边都仔细地考虑，都说，不行，不能分歧，但双方都指出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对方要承认错误。苏联说，好啊，我们应该保持团结，但是你毛泽东你要承认错误，你左倾激进，头脑发热，搞个人崇拜；
中国这边也是，说这中苏关系一定要维持，但是苏联要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争什么呢？争谁正确，谁才有领导权，问题其实就出在这儿。
主持人：现在这里呀有一个凤凰网友，他叫“胜者王，败者寇”，他有一个问题向沈老师提问，说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胜利告终，苏联解体，华沙条约解散，东欧剧变，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会发生如此的震荡？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苏联的解体？
沈志华：其实苏联的失败，它是预示了一个问题，或者说它揭示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苏联社会主义这个模式的失败。
简单地讲，我是认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社会主义是不是一种选择呢？是一种选择，十月革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好，包括你到60年代，非洲那么多国家全是社会主义，都自称，恩克鲁玛社会主义，埃及社会主义，全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它确实是人类的一种选择，主要是后进国家，后现代国家的一种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被人给堵死了，就是你看恩格斯讲的地理大发现了，黄金啊，什么黑人贸易了，什么三角贸易，所有这些原来构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那些条件。
主持人：都不具备了。
沈志华：都不具备了。那你怎么办？正好这会儿出现一俄国，先出现一马克思，讲了一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看看《哥达纲领批判》，然后跟着就是俄国实践，你看看那个《国家与革命》，所以苏联搞了个十月革命成功了。再加上30年代这个美国经济大危机的时候。
主持人：大萧条。
沈志华：苏联正好完成集体化、工业化，人家一对比就，这社会主义不错呀，挺好搞得，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历史做这种选择呢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讲。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呢它有很多弊端逐渐地暴露出来了，问题就是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所以我总结，苏联的三次改革都没成功，最后导致崩溃，第一次就是20年代，列宁早就看出来，这不行，你就按照原来设想，这个原来的共产主义那种设想去搞这国家经济，没出路。所以1921年搞新经济政策，那可惜他去世得比较早，1924年，其实1923年就不行了，1924年就去世了。去世以后，这个斯大林因为政治上斗争的需要，斯大林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道路呢，也就是后来形成了所谓斯大林的模式，计划经济，加无产阶级专政。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原来我们讲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公有制，这个搞计划经济，斯大林又加了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模式呢一直搞，到二战的时候，其实斯大林也看清楚了，不行。
那么第三次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死了，大家也都看到这问题了，赫鲁晓夫真想改，结果也是受到内外的夹击，里边有马林科夫、什么莫洛托夫这些比较保守派的，外边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他是修正主义，所以弄得苏联呢，差不多也改了十年，改不出，走不出去，最后赫鲁晓夫被下，被人。
主持人：下课，最后下课了。
沈志华：赶下台了。所以到了勃列日涅夫，这个苏联这个路就越走越窄了，你到了戈尔巴乔夫想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倒是苏共二十大人，他怎么叫苏共二十大人？他在那个时候，这个上大学，开始接受这个社会的，所以他的理念是有些新的东西，但是为时已晚，改不动。
主持人：改不动了。
沈志华：所以最后就走进了死胡同。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在座的同学，有问题要向沈先生提的请举手。
学生：沈教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一个冷战时期，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内战的结局，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改变了，改变了战后日本的命运，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在冷战，美苏冷战的大背影下，利用中国和美国的对抗，高度对抗，不断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强化了日美同盟，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日本利用中美关系，为自身所崛起的，崛起的利益？谢谢。
沈志华：日本的命运，这个确实跟亚洲冷战的起源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个亚洲冷战起源的三部曲，就是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和《对日和约》，《对日和约》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国和这个西方国家，把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变成了一个同盟国，那这里头差距就很大了，你比如说，这个原来不许生产武器，现在可以生产了，原来不许保留军队，现在搞个。
主持人：自卫军。
沈志华：自卫军嘛，自卫队什么等等，特别是放宽了对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所以，当然我们这样讲呢是，倒不是说美国，日本选择了美国，而是美国选择了日本，这个时候，那当然对日本就是，就非常有利了。你像丰田汽车公司，怎么发起来的？不就是朝鲜战争嘛，然后整个日本经济，就是因为朝鲜战争嘛，所以美国军，美国军人在那儿轮换嘛，他总得到那儿歇几天，一下把人第三产业弄起来了，然后需要轮胎，这个汽车产业等等，所以日本发展起来，应该说是在冷战的这种格局下，日本的这个地位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日本才会突然发展得这么快，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主持人：非常感谢沈志华教授精彩的演讲。冷战过后，思考冷战，我们不能不看到，冷战塑造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冷战，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次全面战争的替代物，是两极军事中，敌对双方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抗形式，其实并不是很冷，而是很热。中国不得已卷入了冷战，但是最后又非常聪明地抽身于冷战之外，走上了另外一条外交道路，为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和顺利地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创造了一些历史条件，中国也在这跌跌撞撞之中走向成熟，走向真正的自立。
【篇二】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
——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沈志华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欧洲冷战格局形成以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政策，但是在对日媾
和问题上，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促成美国决策层在原则
上统一了对日方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最后决定把日本作为盟国重新武装，单独与之媾
和，并为此故意拖延停战谈判。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苏联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并转而采
取强硬立场，在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
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
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关键词」冷战/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
对日和约问题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涉及美国、苏联、中国等国
家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从事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的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
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注：就笔者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
果有：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of
Japa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5；
Howard Schonberger ，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
DiplomaticHistory ，10：1（Winter 1986）；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
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论文，1996年；
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
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文件的新作《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待刊）。感谢崔丕教授在论文发表前
即提供给笔者参考。）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在
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
，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
。（注：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
[此处俄文文献略]“中苏关系与冷战”国
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1997年）。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Stalin Years，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
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众所周知，对日媾和从最初提出的设想到最后形成的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程序
上讲，原先确定的是由美、苏、英、中等国外长会议协商，并遵循大国一致的原则，后来实
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远东委员会商议，遵循的是多数通过的原则。从方式上讲，原先确定
的是全面媾和，后来实现的是片面媾和。从内容上讲，原先确定的是把日本作为战败国进行
管制和剥夺（解除武装、赔偿等），和约签订后撤走占领军，后来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新的
盟国看待（重新武装、免除赔偿等），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
原因当然是冷战态势的形成，但具体而言，是冷战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对日媾和有违
初衷的最终结局？这种结局反过来又对亚洲冷战产生了什么影响？
笔者在研究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进程中发现，它们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
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
亚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国和中国档
案文献，以对日媾和过程的变化为线索，勾勒出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三者之间的
互动关系及其对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注：有关笔者对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
专门研究，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战状态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和约方
针。（注：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
1993年第4期，第197页；
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
讨论会论文（上海，2004年）第1—2页；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
109页。）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导致美国主张对日尽早媾和
，单独媾和，乃至改变东亚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告终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交战双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
1945年11月就开始准备媾和，并经反复研究于1946年5月提出了有关文件，设定于1947年夏
左右缔结和约。（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64页。）然而，媾和
的方式和条件，毕竟不是以战败国的愿望为转移的。（注：1945年9月，美国政府发表的《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则：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用发展和平经济的办法
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
到1947年夏天，冷战态势在欧洲已经出现。（注：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拙文《共产
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
期，第172—187页。）不过，对于亚洲，美苏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面的方针。因此，美国虽
然确定了在欧洲对苏遏制政策，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仍坚持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宗
旨。这就是美国国务院1947年3月完成的对日和约“博顿草案”的出发点。（注：关于博顿
草案，详见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98—99；
刘同舜、高文凡
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页。）在此基础
上，7月11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开会时间暂定为
8月19日，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美国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注：详见《战后世
界历史长编》（6）第337—338页。）7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建议，认为其
程序违背了以前盟国所通过的决议。莫斯科重申了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战后日本问题
上的特殊利益。（注：[此处俄文文献略]1947年7月22日苏联备忘录的英文本见香港大学所
存缩微胶卷；
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Universityof Hong Kong，中文
本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9—40页。）美苏关于
对日和约的分歧首先在程序问题上反映出来。不过，预备会议推迟决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反对
。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对（包括英国和中国），更主要的是美国内部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媾和的
方针了。
一方面由于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另一方面，马歇尔在华调
停国共内战失败，使美国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特别是让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期望彻底落
空。于是，回国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把分裂而动乱的中国看作美国
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而开始把眼光转向日本。（注：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有专门研究，
见Steven Levine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 ，vol.3，no.2，Fall 1979，
pp.349—375.）由此，博顿草案遭到美国军方和“遏制”理论创立人凯南的强烈反对。此后
一段时间，在凯南的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媾和设想，其基点已完全从“大国合作
”转为“美苏对抗”。1948年3月25日，凯南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美
军在和约后继续留驻日本，坚持在美国的监督下重新武装日本等新方针。（注：参见《战后
世界历史长编》（6）第353—361页。）在凯南的推动下，国务院倾向于认为，美国对日政
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去，成为追随美国政策
的值得信赖的盟国”，从而主张推迟媾和，缔结和约的性质亦并非惩罚性的，且不必非有苏
联和中国参加。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
1948年10月9日），成为美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国策。（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
号文件的形成，崔丕有专门的研究，见崔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
，《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另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87—91页
。）
此期，苏联始终坚持在1945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为对抗美国，斯
大林不得不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在1947年11月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于翌年1
月在中国召开专门的外长会议，讨论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注：[此处俄文文献略]）
1948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将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以
中苏条约为基础，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苏方愿采取一系列经济、
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与中国共同研讨对日政策”。（注：“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
情报抄件”，194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藏，“亚西司”，112.1/002，改善中
苏邦交，第60—63页。）在1949年5月23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关
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的会议日期的建议。6月20日，苏联再次重复
了这个建议。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注：[此处俄文文献略]）
就在对日媾和问题因美苏意见对立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
1949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一时间迷失了
方向，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歧、争论充斥白宫
和五角大楼，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反映了这种状况。所谓“等待
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以及“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
不过是体现了华盛顿决策者面对其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
态。（注：关于对美国NSC48/1和48/2号文件具体内容的转述，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6）第371—375页；
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看似形成
统一意见的美国亚洲新方针，并没有消除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方面的对立主张
。
分歧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
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
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
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
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关于对日政策，军方人士认为既然美国要在远东对
苏联保持战略守势，就应该把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推进日本经济复兴，减缓赔偿要
求，允许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军备，同时在和约中规定美国有权占领冲绳各岛和横须贺的海
空军基地。为了约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自由，必须由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签署对日和
约，实现全面媾和。在所有这些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应推迟媾和进程，以免“减弱美国在日
本的势力”，并因此建议杜鲁门暂时不再授权讨论和约问题。外交人员的看法恰恰相反，他
们主张早日媾和，以尽快结束对日占领，从而平息“日本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反抗”，保证
日本在美苏对抗中与美国结成可靠的联盟。为了满足军方的要求，国务院工作小组在1949年
10月提交的全面和约草案中，提出了美国继续对包括部分琉球群岛在内的一系列岛屿的托管
权，以及通过一个预先约定的日美安全条约，以保证美军在占领终止后仍然留在日本。同时
，为了引诱中国和苏联接受这个条约，准备拿台湾和南库页岛作为代价。如果苏联和中国仍
然反对，美英则应该单独对日媾和。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杜鲁门表示倾向国务院的意见，
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代表也极力支持国务院的方案，只是强调美国必须控制
台湾。但由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不赞成片面媾和，更反
对美国独占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坚持认为对日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注：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165—213；
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
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7页；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
106—107页。）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链条把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的状况连接在一起。从上
述争论的内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成功，苏联的势力就不会很快扩展到亚洲
，控制台湾的问题也将继续排除在美国远东战略防御的考虑之外；
新中国在美苏冷战中保持
中立态度，肯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承认，把中国（甚至苏联）排除在外的单独媾和的
方针就更加难以推行；
由于亚洲局势的相对稳定，美国独占日本和把日本纳入反共同盟的做
法就会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更多国家的反对，按照美国军方意愿实现对日和约的可能性也就
相对减弱。果真如此，美国决策层内部关于对日媾和方针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争论无疑还会
继续下去。然而，苏联对美国的这一策略早有警惕。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
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
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注
：[此处俄文文献略]）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
杜鲁门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讲演传到了
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有
所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注：[此处俄文文献略]）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
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
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注：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
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54—456页。）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对中国做出
重大让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后
缔结了同盟条约。（注：谈判过程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条
约中还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注：条约
全文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人民教育出版
社，1960年）第9—11页。）其结果是为美国内部的和解创造了条件。美国务院在台湾问题
上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时，对日和约问题更加显得紧迫，也促成单独媾和及
早媾和的观点占了上风。
就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
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注：[此处俄文文献略]）3月23日，陆军部
副部长沃里斯也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备忘录，主张在媾和后恢复日本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的
主权，但在军事上仍保留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亦留驻日本，保持半占领状态，以备不时之
需。（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7页。）此时，美国务院和国
防部之间关于日本媾和问题的意见正渐渐趋向一致，双方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基本
解决，特别是在占领期结束后允许日本恢复有限武装和少量武器生产，保持美国在日本的基
地及驻军权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时机和具体条件等问题上还有分歧。（注：Schaller，
The AmericanOccupation of Japan ，pp.247—249.）在沟通和弥合双方意见的过程中，新
任国务院高级顾问并负责主持对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东京的麦克阿瑟发挥了重要作
用，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在中苏结盟的背景下，把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台政策捆绑在一起。
4月7日杜勒斯提出，安全问题和基地问题可以通过美日双边协定解决，而核心问题是尽
快结束占领，给日本主权，否则，如果日本反美，那么不论美国在日本有多少驻兵和基地，
都将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国家组成某种共同防御体系，对日和
约无论是否得到苏联的支持都不会有问题。（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0，vol.6，Far East and Pacific ，
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pp.1161—1166.）5月18日杜勒斯
再次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中立台湾”和让日本独立。（
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Washington ：
U.S.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 ，1977，pp.314—316.）受到杜勒斯的影响和鼓励，助理
国务卿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
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具体
步骤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
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并加速对日媾和。腊斯克特别强调，如果美国
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现在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注：FRUS，1950，vol.1，pp.347
—349；
Rusk"s Report of May 31，1950，DOS，RG 59，in Schaller，The
AmericanOccupation of Japan ，pp.261—263.）到6月初，国务院关于对日和约的构想已
经进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程和步骤。但军方坚持己见，他们惟一的担心是和约签
订将导致美国在日本军事力量的减弱。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便有了重要地位——国务院和
军方同时决定访问东京。（注：详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8页；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255.）
在台湾问题上以强硬立场著称的麦克阿瑟，此时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过
去他宣称任何保持基地的动作都将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现在则认为必须把日本同意“
保留美军基地”作为结束占领的条件。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压制政策
，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肃日共执行委员会及《赤旗报》员工，利用原为镇压极右派军国
主义制定的法律，禁止共产党领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了争取这位将军的支持，杜勒斯在
启程访问东京之前，经艾奇逊同意，决定与国防部和麦克阿瑟作一笔交易，即以美国对台湾
的防御重新做出承诺，来换取他们支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注：FRUS，1950，vol.6，
pp.1205—1207，1221—1223；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Party
，1945—1953：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for Conference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January 1996，p.11.）
6月17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
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双方的目
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
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互为补充
、不可缺一。（注：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74—276.）在
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
协。麦克阿瑟6月23日的备忘录反映了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
，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以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
由。此外，日本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放弃战争，但美国承认日本在“受到侵略攻击时”拥有自
卫权。在签订和约的同时，日美缔结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
（注：FRUS，1950，vol.6，pp.1227—1228.）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
果的，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像一座桥梁，最终将政府各部门联结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个称心
如意的和平条约。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保证了美国在日本保持军队和拥有基地的权利，有了
这样一种明确的前提，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反对尽早达成对日和约的气氛很快就消失
了。（注：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
686页。）
此外，日本的态度对于东京谈判的结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吉田茂政府担心美国的内部
争论延误媾和进程，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并警告说，苏联
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动的和约条件——放弃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日
本政府6月1日发表白皮书，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57—259.）
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
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
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
（注：麦克·沙勒的研究认为，约翰逊和布雷德利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他们在离开东
京时仍反对和约。（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74，278）笔者
很难接受这个结论。从东京谈判的结果看，军方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没有理由固
执己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恐怕也只是对日媾和的具体程序和时机了。）这种状况表明，
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
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就在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
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
最后障碍。
战争犹如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
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
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注：CCS 381，Formosa（
11—8—48），sec.3，JCS Records，RG 218，in Schaller，The AmericanOccupation of
Japan ，pp.283—284.）在东亚，关于韩国问题，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开
始陆续参战。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
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
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
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
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
美制武器。（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85页；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
1945—1995》，第93页。）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
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
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
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
割性。（注：FRUS，1950，vol.6，pp.1243，1247—1248.）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
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
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
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
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
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
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
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
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注：FRUS，1950，vol.6，pp.1278—1282，1293—1296，
1297—1304.）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的问题立
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协商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
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注：[此处俄
文文献略]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相关报道。）其主要内容包括：缔约国为“
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
日本承认朝鲜
独立，同意联合国和美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所作关于台
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做出决定，否则由
联合国大会决定）；
日本有责任与占领军合作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缔约各方在原则
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
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
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
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
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
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
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
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注：FRUS，1950，vol.6，pp.1332—1336；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108；
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决定派兵参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
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
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
是为了与中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
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注：对于这一点，中
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毛泽东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6年
3月31日，[此处俄文文献略]]周恩来也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
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
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
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注：[此处俄文文献略]）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
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抗议声明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
12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注：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向莫斯
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
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
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注：[此处俄文文献略]）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
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
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
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
。”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
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美国是否有意单独签约；
应如何理解重提业已确定其归
属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
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托管
的根据何在；
是否考虑规定占领军撤出日本领土的确定日期：“共同责任”是否意味着在日
本建立武装部队及保留美军基地；
是否考虑保证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权利。备忘录最后提出
，“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
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
不同意见。（注：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
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
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
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让译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后，马立克
也只是重复地提出问题，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主动的精神。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
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
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
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
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注：FRUS，1950，vol.6，pp.1352—
1354.）苏联并不是不了解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照
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注：[此处俄文文献略]）究其
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摊牌，在马立克微笑的背
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毛泽东此时对战争的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
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
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
有力量。”（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135页。）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
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
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注：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第
635—636页。）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
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
订”；
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
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
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
殖民地。（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第354—357页。）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
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
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
国等国不断询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
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掌握主动权，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
军队撤出朝鲜；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
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
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
（注：《朝鲜战争文件》，第639、641页。）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之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
和约问题。因此，对于12月27日美国国务院针对11月20日苏联备忘录给予的答复，莫斯科只
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13—20页。）而没有
做出任何公开的反应。1950年11—12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
大楼和白宫都沉浸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注：迪安·艾奇逊
：《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33
页；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7，
Korea，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pp.1324—1328.）随后
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
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1月13日联合国提案，进行
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
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1月17日中国拒绝联
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中国军队不得不退到三八线以北。（注：详见《毛
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42—368页。）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
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如3月12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
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
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
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注：Кошкин，Вступ
лениеСССР，с。58.）在3月30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
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
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
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
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
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
才会生效”。（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vol.6，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
1977，p.908；
[此处俄文文献略]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80—86页。）有学者认为，
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
远利益。（注：[此处俄文文献略]）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
在3月21日国务院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
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月24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
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协定的字句
”，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
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注：FRUS，1951，vol.6，pp.942—943；
崔丕：《
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9页。）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
联不愿就范，并且希望如此。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
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他此时指望能够支持这种立场的只
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
的路线。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参三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
科。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
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
。（注：[此处俄文文献略]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
此处俄文文献略]）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
1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注：[此处俄文文献略]）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1951年5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
，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
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
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在7—8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
，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
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
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
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
表示完全赞同。（注：《朝鲜战争文件》，第755—756、75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5月7日，苏联外交部
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柯克。5月22日，周恩来正式
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苏意见“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
和约的具体建议。（注：《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58、360、361页；
中国外交
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86—87页。）5月24日苏联全文发表了这个措辞强硬的文件
。（注：《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英文全文见XG0187，MF2527245—0990，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
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
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注：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5、100、107页；
[此
处俄文文献略]）6月25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
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
”。（注：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此处俄文文献略]）
就在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媾和方案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注：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朝鲜战争文件》，第
777—786、804—811、835—840页。）6月5日，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
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
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
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
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美国人猜测的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
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
，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
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
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注：详见《战后世界历
史长编》（7）第78—81页；
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
页。）7月3日美英制订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
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
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
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注：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
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
）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
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
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
，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注：参见《朝鲜战争文件》第941—
1007页；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开城
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
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1951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及美英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
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
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
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使苏联感到更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
修改：3月30日草案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
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
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
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
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
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
，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
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注：[此处俄文文献略]）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
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
该出席旧金山会议，可能因遭到拒绝，他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
这次会议的理由。但几天以后，苏联的想法又变了。8月10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并
通过了外交部准备的决议草案。与1947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
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
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因为这种拒
绝可能会使社会舆论认为苏联不愿意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苏联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
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缔结对日和约”。（注：[此处俄
文文献略]）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及限制武器规模的建议。（注：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6—7页。）对于苏联出席会议的做法，中国显然是
理解的。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
使潘尼迦时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
能始终坚持原来的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国际条约集（1950—1952
）》，第362—364、366—367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
会议。见[此处俄文文献略]）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
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
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
等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注：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8—
386页；
[此处俄文文献略]）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
和约的声明。9月3日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
会议。（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8页。）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
9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注：[此处
俄文文献略]）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艾奇逊和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
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
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
日华和约”。（注：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
《战后世界历史长
编》（7）第105—110页。）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
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
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首先面临的就是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
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5月
21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说：鉴于对日和约已经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美国将公
开发表声明，以“停止对日本的占领”为借口，宣布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
。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现在都已经无所事事”，而那时就只剩下苏联代表了。为此，苏联驻
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建议，不要等美国采取行动，“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
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
交还给日本人民”。但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
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1945年12月由盟
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
责性声明。维辛斯基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
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维辛斯基又建
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注：“
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2月21日，SD11420.笔者自存俄国档案复印件（下同）
。）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问题上，从策略考虑，苏联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
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注：“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2月23日，
SD11430.）
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
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
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
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吴世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
《人民日
报》1952年4月30日。）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
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
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
，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
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注：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
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
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
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试探。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基斯连科不应
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
日，SD11599.）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注：“联共（布）中央决议
”，1952年5月20日，SD11600.）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
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
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
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
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
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
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0页。）
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1952年3月20日苏联外交部报告，
盟军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
通过远东委员会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苏联外交部认为，基于以
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
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
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
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2年3月20日，SD11597.）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
的指示。（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年3月22日，SD12433.）
在对日媾和及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但能够发挥作
用的范围主要限于朝鲜战场。对于日本问题，莫斯科手里只剩下一张牌：1952年9月8日，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0票对1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
（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7页。）对于台湾问题，中苏所
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注：尽管在9月15日公开的照会中周恩来只谈
到了日本的威胁，但斯大林在双方代表团会谈时则明确指出，“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
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
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见《朝鲜战争文件》第1222、1227—1232页。）
而在朝鲜战场，中国和美国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惟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
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年10月5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
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
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
义”。（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058—1061页。）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
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
“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注：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81页。
）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
，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07页。）过了几天，周
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
266页。）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
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9、54—55页。）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
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并提议李奇
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注：JCS 91600，From JCS to Ridgway，10Jan.1952，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Harry S.Truman Library；
沃尔特·赫
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181—182页。邓峰为笔者提供了杜鲁门图书馆所藏有关档案，谨此致谢。）而中
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
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
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20页。）此
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原因很可能是
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
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
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
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注：[此处俄文文献略]）斯大林颇为赞赏，他2月
3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
出让步。”（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151页。）
4月28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美方在会上提出：
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
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
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部遣返战俘和在机场修建问
题上美方放弃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
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
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
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30页；
柴成文、赵勇田：《
板门店谈判》，第203页。）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
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
、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
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
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金日成倾向于接
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
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还直
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注：[此处俄文文献略]《朝鲜战争文件
》，第1152—1153页。）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
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
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
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
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187—1189页。）毛泽东的这番话自
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
，是苏联在远东惟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1952年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
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
全部战俘的立场，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
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
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他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
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200—1204页。）在9月4日与金日
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
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216页。）在此期间，美国参联会与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注：
C 51562，From Clark to JCS，8July 1952；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 ，
11Sep.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 ；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831—835页。）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
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做的一切
努力都是徒劳的。（注：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48—249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
卷第289—290页。）克拉克以及参联会和国防部都无法忍受中国强硬的态度，决定再次采取
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注：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Sep.1952；
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Spe.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第1卷，第831—835页。）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注
：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
领导人的政治考虑》，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
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于
莫斯科而言，拉拢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加盟，其东方战线便有了可靠的屏障；
而在北京看
来，只有依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长的海岸线也可以受
到保护，从而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
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远东地区的态势骤
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
便凸现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
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
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把日本作为反共同
盟国及早实现单独媾和。朝鲜战局的变化决定着对日媾和的进程，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又反
过来影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战谈
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于是，从中苏
同盟条约开始，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
个音符。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
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
【篇三】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
沈志华：盲动岁月——“大跃进”50年回首
发布时间:2011-02-12 14:08 作者:沈志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563次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名为“超英赶美”，实为赶超苏联，而大办人民公社则意在为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于“大跃进”，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并一直保持沉默。由于担心中国的做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苏共二十一大间接地对中共提出批评。苏联的这种暧昧和怀疑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赫鲁晓夫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公社问题后，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
万丈豪情
毛泽东说过，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起来，他不仅早已有大跃进的想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提倡“以苏联为首”的时候，又一再谦称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个小国，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再也憋不住了，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于是，一场名为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始了。
1958年3月20日，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向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5月18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说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的小组长座谈会上，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赶超苏联自然不只是一个钢产量，更主要的是加快改变生产关系，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
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在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
毛泽东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
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国际质疑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源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虽然对一些具体做法和指标表示怀疑，但总体上苏联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持肯定态度的。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做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甚至赫鲁晓夫也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对于“大跃进”，除了宣传报道，苏联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苏联的经济区都承担了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接受中国订单的企业数以千计，帮助中国进行设计的有上百个单位。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已经超过了前期投产的项目。据国家计委统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而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两个协议的规定，苏联就还要帮助中国建设125个企业。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
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在一个专门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应“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
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不宜就此发表意见。政治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
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
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国国庆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的演说竟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影响。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波特赛说：“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朝鲜则在“千里马”运动中大量合并农业合作社，并仿照中国建起了群众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就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言，似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承认，北京已经走在了莫斯科的前头。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心和恐慌。
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杰留辛回忆说：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为了给人们“打预防针”，免得大家都对中国“盲目效仿”，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了。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下同心协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才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得到执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依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是困难的”。这个批评显然有特指的含义。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又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
誉”，“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这已经很清楚是在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影响的确发生了作用。1月17日胡志明在回答西方记者的问题时说：目前，我们不准备建立“人民公社”。
特别是在7月18日访问波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当听众提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社时，赫鲁晓夫没有正面回答，却对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出现的公社大发了一通议论。赫鲁晓夫说：“曾有人下了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总结说，公社的道路走不通，苏联才建起了集体农庄。7月21日的《真理报》对讲话予以全文发表，看来赫鲁晓夫是有意要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正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公开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庐山“宣战”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在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在这种情绪下，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隐晦的批评，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1958年的形势，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虽然出了一些乱子，但成绩是伟大的。而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薄一波和陈毅，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就在这时，7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时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
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毛泽东气愤地宣布：他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
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
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毛泽东这时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国庆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首先，中共不宜在一个没有公开受到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苏共完全可以辩解说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讲话是在做自我批评。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毕竟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最终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千百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大跃进在1960年结束，但之后“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又喊了近20年。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在国内，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导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大饥荒。在国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成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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