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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优秀文章3篇
第一篇: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优秀文章
深刻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境界。深刻领会这一重大判断，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具有重大意义。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引领方向、凝心聚魂的精神旗帜，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党的十九大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必将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明确道路方向的科学支撑。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举旗定向作用。愈是在重大历史关头，这种指导作用愈加突出、愈加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如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深入思考和缜密安排，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扛起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科学指明了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新的理论突破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是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支撑。这一理想信念之所以具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根本在于其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比如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怎样理解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怎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等等。同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滋长蔓延，图谋搞乱我指导思想、干扰我政治走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及其在21世纪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要求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强国强军的重大问题作了科学回答，使这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极强的时代感、说服力和战斗力，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为实现伟大梦想团结奋斗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继往开来中汲取历史智慧、揭示发展规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历史的继往开来中展现新的气象、新的内涵、新的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深刻的历史思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需要放到中国和世界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去领会其科学真理性。
以中国历史眼光透析民族复兴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民族近代史、中华文明史五个维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揭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这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党在接续奋斗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一脉相承，同时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担当，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总体筹划和战略安排。过去五年，这一理论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展望未来，这一理论对于继续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历史影响。
以世界历史视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而且以全新视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剖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21世纪的特殊表现。无论是分析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演进，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还是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防止跌入所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深刻汲取了人类历史教训和智慧，积极应对新的历史挑战，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等新的历史课题。这些极富历史智慧和时代精神的重大思想，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促进人类文明新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崭新形态，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而且把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习主席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主要矛盾、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的新飞跃，是21世纪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理论的重大创新。
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标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定位，二者不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但后者更强调当代世界范围、世界影响、世界意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时间延伸和在世界范围的空间拓展，而且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使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化”拓展到“世界化”。放眼世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一度陷入低潮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乃至出现世界范围的“马克思热”。“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风靡世界，获得广泛重视和赞誉。事实雄辩地证明，西方所谓“马克思主义破产”等荒谬预言彻底破产，而邓小平当年关于“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的科学预言则得到有力验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等相比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独领风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科学回答了21世纪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新的“世纪课题”，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视野，提升了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跨越时代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威力，成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最强音，标志着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达到新高峰。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推进“中国之治”和“全球之治”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创新对客观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就越强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紧贴时代发展，把握时代大势，不断在解答时代之问中彰显巨大的实践价值。
破解“中国问题”的行动指南。习主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深刻解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课题。从擘画中国梦强军梦宏伟蓝图，到构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提出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等。这些被称为“中国经验”的成功做法，凝结着我们党近一个世纪的不懈探索和近70年的执政经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卓越答案。从根本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着眼解决当代中国问题而创立的，也是在持续解答中国问题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
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答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许多全球性问题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挑战。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共通性也越来越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洞悉纷繁复杂的国际大棋局，切中当代人类发展困境，既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根本之策，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诸如全球治理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新理念新主张，设立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重大创举，提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倡议，体现了国际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心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战乱、贫穷、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根本之道，为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新方略、指明了新出路，为促进全球发展描绘了新蓝图、贡献了新动力。
第二篇: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优秀文章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维度
操奇
【期刊名称】《《探索》》
【年(卷),期】2019(000)006
【摘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意义.历史地看,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主体、发展内容、发展特征三个基本维度.其中,发展主体包括国家(区域)、群体、个体三种类型,在发展中需要不同国别的不同群体与个体的理论创新和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内容有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三个部分,发展理论体系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理念,发展学科体系需要"大马克思主义"观的视野,创新话语体系包括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表述和主体性理论.发展特征包括时间二重性、空间二重性和境界高远性三个方面.据此,可以科学地把握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对象和理论新形态等问题.
【总页数】9页(25-33)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发展主体; 发展内容; 发展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操奇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53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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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J], 吴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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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综述 [J],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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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优秀文章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佛教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与社会主义协调论（3），这“三论”中尽管有一些毛泽东对佛教的特殊理解，但实际上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毛泽东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其意义在于区分佛教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部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协调论则旨在使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意思，如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4），“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5），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6）又如：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7）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8）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学，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界日渐占据主流
地位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据此研究中国佛学，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教史》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有三：第一、重视历史上的佛教和佛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佛学思想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
第二、根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法，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露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侯外庐等人的佛学研究体现的是其一贯的思想史研究特点。在研究僧肇时，侯外庐等人认为：僧肇揭示了运动矛盾，但他并不理解这种矛盾之本身正是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辩证法。在揭示运动与不迁的矛盾时，他透露了辩证法，但由此而反对运动肯定物不迁时，他却是否定矛盾，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不迁就是不迁，二者不能统一。（9）在研究三论宗时，他们的结论是：吉藏的二谛论在世界观上由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由相对主义达到单纯的否定；
但在相对主义的形态上，又反过来不得不肯定他最终所认为虚幻的一切事物，从而为贫困的现世祝福，替封建的社会结构辩护。[!--empirenews.page--]当这一出入宫廷“高僧”驰骋于超脱尘世的概念世界时，他的两眼却紧紧盯住统治阶级的粗鄙的俗世利益。这种二重性是以“中道”观掩饰起来，并且以极端繁琐的推理赋予自身以思辨的形态。（10）在研究唯识论时，他们认为：尽管把因果谈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所谓的因果实质上只是属于主体的一种规定，妄想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全部内容抽空，而归结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不因物质发展而自由转变的一种意识上的因果关系。当他们把因果关系提到意识的领域内来加以探讨时，他们的因果论就完全排斥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只成为抽象形式的烦琐哲学的思辨。（11）唯识宗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与俗性无关的抽象、超然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12）这些论点自然是极为偏激的。但这些论点只是当时的一般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必然结论，不但在佛学思想研究中如此，在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不过，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佛学最为得心应手的应首推任继愈先生。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作，曾获得毛泽东的很高评价，称之为“凤毛麟角”。任继愈的研究首先总是着眼于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在任继愈看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是在印度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它是印度的上层建筑，为印度的奴隶主阶级和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一切有部毗昙学和般若空宗的理论是用来麻痹印度广大人民，消灭他们的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13）又说：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和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14）在评价般若学时，他认为佛教的般若学说是以“慈悲”众生的姿态向一切企图正视现实的人展开思想攻势；
在评价涅?佛性学说时，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消极[1][2][3][4][5]下一页平等的宗教口号，是对于一切被压迫阶层的人们的鸦片烟，其反动性远远超过了它文字上的涵义，是具有实际反动的政治作用的。任继愈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他肯定佛教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观点，认为佛教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大有可以发掘之处。比如佛教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论证的方法也很精致。但佛教的辩证法观点与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不相容的，因为唯心主义终归要破坏辩证法。所以佛教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即“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与侯外庐和任继愈比较起来，范文澜对佛教的态度更为激进，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反佛的极端的典型。在对佛教的总的看法上，范文澜认为，佛教及其经典、教义，都是谎话连篇，不可认真对待。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15）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16）[!--empirenews.page--]对佛教中的各宗派，范文澜也进行
了彻底的批判，如认为“净土宗是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世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认为华严宗“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等等。范文澜的佛教批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17）很难说这类激进的批判言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佛教的历史实际。毛泽东就曾认为“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在我看来，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也有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佛教，并不存在只对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即使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始终存在对佛教的不同态度。而从佛教教义来说，如果只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它也就失去了“普度众生”的价值了。藏传佛教是自上而下的佛教，慧能禅宗则是平民化的佛教。范文澜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其对佛教的彻底否定可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例。林镇国先生指出，“大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遗产的整理与诠释完全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反映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上层产物，而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印度，佛教的宗教与哲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批判纲领，主导1949年后出现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编写观点，可说是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佛教批判是其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之一环。对他们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者，主要在于提出一套唯心主义本体论，‘力图通过思辨的形式来论证一个潜伏于客观世界背后而作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体，从而把存在的真实性虚幻化，甚至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或思维的倒影。’此‘本体’在中国佛学中被称为‘真谛’、‘心’、‘识’、‘法性’等。如何证悟本体，并与本体冥合，便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教实践目的。此实践即是主体对自己的本源（本体）的复归，因而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主体与本体被视为原是一体的。”（18）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极端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渐渐失宠，更多的学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佛教哲学的理论得失，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仍在使用，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承认；
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吸收佛教中的某些因素，以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粮。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契为例。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仍然使用了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如认为隋唐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认为法相宗的“一切唯识”论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的对立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与唯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因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从中明显可以看出禅宗和唯识宗的影响。这说明了佛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我认为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empirenews.page--]三、佛教居士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佛学史上，有一批非常活跃的居士。居士们既是佛教的信仰者，又处身时代思潮的急流中，因缘聚会，多关注于时代思潮与佛教思想的比较融通。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思想形态，不能影响到居士们的生活和信仰。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至一批佛教居士，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信仰的关系就成了居士们的当务之急。以王小徐、尤智表、温光熹、苏渊雷、陈铭枢等为代表的一批居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是认为佛法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矛盾，是可以相通的甚至统一起来的。在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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