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农民的重要性3篇党对农民的重要性 194安徽文学2007年第期9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启示[1]◎高盛源余波[2]（[1]湖北大学[2]湖北省鄂州市太和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对农民的重要性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党对农民的重要性
4安徽文学2 0 0 7 年 第期9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启示[1]◎高盛源余波[2]（[1]湖北大学[2]湖北省鄂州市太和中学湖北・武汉430062；湖北・鄂州436060）摘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号召 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到革命运动中， 开展革命实践， 取得了 一系列的经验和成果。对现今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关键词大革命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启示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 是党的农村工作的生命线。
大革命时期， 我党认识到对农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 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开始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民教育思想。
本文初步论述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一、 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一）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党的早期领导人认识到，解放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独秀在1923 年就指出：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数， 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 还在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①瞿秋白在 《国民革命之农民问题》中指出：
“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②对农民定量分析最深刻的是毛泽东， 他说：“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 至多每四百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
， 计一百万人。
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 （百分之一）
，即四百万人。
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
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五千万； 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三万四千五百万。”③又说：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 贫农占百分之七十， 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④以上都是从农民所占的巨大人口比例以及农民各阶层的人口比例， 说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动力之一马克思在评论法国阶级斗争时曾经指出， 只有农民积极参加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 若没有这种合唱， 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⑤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农民是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其参与是革命成败的主要因素。
早在党的二大， 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 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⑥， “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⑦党的三大又首次通过了 《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 “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 也很难成功”⑧。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农民作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分析，指出：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忠实的同盟军”⑨，在 《国民革命军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便不会成功。”⑩（ 三）领导农民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内 容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是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 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农民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1923 年，邓中夏谈到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时指出：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之一” 。
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够强大， 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依靠包括广大农民阶级的一切同盟军。
四大在对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 还把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和农民的斗争有机结合起来， 表明党已经初理 论 新 探
195安徽文学2 0 0 7 年 第期9步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离不开农民。二、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经验（ 一）强调了 农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时期， 以城市为中心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 也是中共党内的一般共识。
毛泽东独具慧眼，在分析中国城市与乡村， 工人与农民问题时， 开始突破城市中心论的传统观念， 把农村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通过在湖南、广东、上海、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 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反动势力的基础是农村的封建阶级，打倒农村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基于这种分析，1926 年 1 月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
在革命动力上， 革命的要群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农村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 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1927 年 7 月初，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 毛泽东向党中央提出“保存武力” 、 “主张上山” ，并预料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这一新的观点， 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了 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扶助农工政策一确立， 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农民运动， 促使共产党重视农民革命和农民问题， 指导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
突出表现之一是组织广大农民加入工会。
据 《中国农民》杂志统计，到 1926 年 8 月，全国有组织的农民达 108 万人，农会组织遍及 14 个省， 建立 364 个县农会， 5340 个乡农会。
到1927 年 4 月， 全国农民协会发展至 1000 万人左右。
农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与壮大，很快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觉悟， 调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到反帝反封的革命洪流中来；突出表现之二是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有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引入之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1926 年 3 月， 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讲习所亲自给学员讲授 《中国农民问题》和 《农村教育》等课程，并组织学员到韶山和海丰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进行实习锻炼。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推动了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周恩来曾评价说：
“他 （毛泽东）
接办农民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的突出表现之三是建立农村党支部。1924 年底， 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 成立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韶山党支部， 使农民运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司令部， 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
此后， 全国各地的农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磅礴发展，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了党在农民中间的威信和榜样力量。（ 三）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马克思指出：“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启发农民的觉悟，发动他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必须满足农民的实际生活需求， 要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
因此，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符合农民利益的口号和政策。
早在 1922 年 6 月 ，中共中央就提出要：
“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
1925 年 10月，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提出了 “耕地共有”的口号， 1925 年底， 李大钊在 《土地与农民》、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中，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主张实现 “耕地共有” 。
1926 年 11 月 《目前农运计划》中指出：
“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的剥削， 只有讲耕地无条件的转让给耕田的农民， 才能达到” 。
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
“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让给耕田的农民， 才能实现。” 大会通过了 《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要没收共有的田地和地主出租的土地。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纲领和两步走策略， 虽然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没有实行， 但这为后来彻底的土地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更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的物质利益原则对教育农民、争取农民的极端重要性。（ 四）初步有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走群众路线的萌芽中国共产党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教育内容和方式都符合农民的实际和特点，实事求是，注意走群众路线，将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
1923 年 11 月 ，中央《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指出，对农民的宣传， “材料当取决于农民生活； 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 。
党的四大通过的 《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强调， “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丛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 ，必须 “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提出口号须切合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思想与准备” 。毛泽东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大都是在他对中国农民运动有了初步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结晶。
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民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瞿秋白、 邓中夏等人和国民党右派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理 论 新 探
196安徽文学2 0 0 7 年 第期9展农民运动， 并号召共产党人要站到农民的前面去领导他们，这样才能把握农民运动的革命方向。三、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 探讨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课题， 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组织和调动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中心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 中国的革命必须以农民的解放、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中心。
为此，新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表现出来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农村的各项体制改革中， 让广大农民明白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 二）
新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建设， 着力培养农村基层干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有了党的农村组织和一大批坚实有力的党的基层干部，党才能够把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 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推动大革命的向前发展。
今天， 我们面对的是改革开放，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任务，党的基层组织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严格落实村民自治的各项举措，真正达到群众满意。
农村基层干部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职责。“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但目前基层干部的素质能力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群众的殷切期盼还有一些差距。要缩短这种差距，一是各地应尽快制定农村基层干部中长期培训计划， 推动农村基层干部综合能力建设； 二是鼓励富裕村对口帮扶经济欠发达村的干部提高致富本领，帮助农村基层干部提高综合素质； 三是可以利用成本相对较低、更方便的现代化教育手段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培训。（ 三）新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必须要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大革命时期党一直坚持以农民的利益为中心， 把革命斗争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新形势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这一优良传荣的继承和发展。
今天开展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思想，关心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呼声，下大力度解决好农民实际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还会遇到许多的特殊困难，这就要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与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帮助农民在市场经济时代，树立竞争意识，危机意识，提高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从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 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四）新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必须重视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农民的素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发展， 关系到农民自身的进步，如果没有占全国 80%的农民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西方思潮的冲击， 目前农村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既有认识上的偏差，也有教育方面的失误。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诸多的思想道德问题，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观念落后； 政治信念走向迷失； 道德意识趋于弱化； 价值取向转为自私； 封建迷信开始泛滥；宗教势力略有抬头；赌博之风日渐盛行。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二要利用好宣传阵地， 要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三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四要继...
篇二：党对农民的重要性
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20W008) ;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20YY013)作者简介:史亚峰( 1989—) ，男，河南平顶山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城乡基层治理研究;张嘉凌( 1992—) ，女，山西平遥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基层党建与城乡治理研究。2021. 05No. 05，2021学 术 探 索Academic Exploration2021 年 5 月May，2021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百年实践、经验与启示史亚峰，张嘉凌(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摘要:“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经历了动员性组织、改造性组织、赋权性组织和整合性组织四个阶段。从组织目标、组织特征等方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百年实践，可以总结出基本经验: 构建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融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服务国家目标与满足农民需求相结合，在组织农民过程中尊重农民的主体性。2021 年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需要创新组织农民的方式方法，健全组织农民的制度机制，以引领和回应能力实现组织农民的目标，坚持党对农民的组织与农民的自我组织有机统一。关键词:组织农民; 中国共产党; 政党下乡; 经验与启示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723X(2021)05 －0019 －0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1］ 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组织力。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把农民组织起来更是其优良传统。所谓组织，是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将分散的人或事物加以结合，使之具有系统性或整体性。作为负有崇高使命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就是着眼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从价值、行动等层面，将孤立、分散的个体农民凝聚起来，汇聚起建设现代国家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农村历史，就是一部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持续奋斗的历史。“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2］( P382)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组织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首次提出要“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组织农民的实践历程，总结经验，启示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百年实践的历程回顾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实践也随着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其内容、方式和特征等也不相同。(一)动员性组织阶段:1921 ～1949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完全解体，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孤立分散，无法形成组织化的力量，整个国家自然就难以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将最广大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将乡村社会纳入一体化的国家体系中，为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奠定基础。“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 功 计，它 又 必 须 把 传 统 的 农 村 组 织 起来。”［2］( P361)主要由社会上层人士构成、活跃于城市的国民党，没有将自身的组织体系深入农村，9 1不能组织农民，无法获得农民的支持，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组织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提出: “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3］( P110)三大还形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组织农民的重要性，将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走向农村、组织农民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把农民的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农民由此成为民主革命的主体。要将长期以来外在于政治的农民组织起来，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2］( P336)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目标是通过“政党下乡”［4］ 动员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以党建国。为了实现组织农民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需要将自身的组织体系向乡村延伸。1923 年 8 月，由李大钊指导，在河北农村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支”，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此后，农村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吸纳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进入党组织。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并非易事，因为“中国人民直到最近还以缺乏组织见称”。［5］( P362)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农会等革命组织，“农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基本组织机制”，［7］( P47)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从而使自身拥有了广泛的组织能力。正是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兴奋地写道: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7］( P15)作为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先进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上对农民的组织，将“思想上组织农民”与“行动上组织农民”作为组织农民的两个基本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和发动，树立起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从而将农民群众动员到党的目标之下。“共产党人积极试图扩大政治参与……他们的特长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动员民众加入他们的组织。对他们来说，动员和组织是同时进行的。”［2］( P278)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哪里，对农民思想上的组织就延伸到哪里。正像毛泽东指出的，“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7］( P34 ～35)农民是日常生活中的群体，对他们的组织仅仅靠革命理想是不够的，必须要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带领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 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开展互助合作，改善物质生活状况。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纷纷参加武装斗争、支援前线，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此外，通过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等建设，组织农民参与政治生活，让农民获得和行使民主权利，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增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从 1921 年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 ［8］ ，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同时，从现代国家的建构看，中国共产党把农民这一最广大的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完成了“重组基层”的 20 世纪历史任务，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9］( P20)(二)改造性组织阶段:1949 ～197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新兴的人民政府利用党在革命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权威，运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大规模组织农民的成功经验，凭借超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把广大农民群众引导到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目标和任务是，完成“政党下乡”，将党组织向全国农村地区延伸，以更好地组织农民; 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围绕目标任务，党对农民的改造性组织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改革作为组织农民、解放0 2
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土地改革作为改造农民的重要方式，其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充分组织和动员农民。“但不管它是怎么开始的，土地改革的成效却总是依靠农民积极的和最终有组织的参与。土地改革的发动并不一定需要动员农民，但改革要想成功却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2］( P326)中国共产党下派由党员干部构成的工作队、成立农民协会、宣传教育、召开群众大会等，通过组织农民的这些机制取得农民的支持，改变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土地。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提出，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通过合作化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合作化的推进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需要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强大组织动员体制。1954 年 5 月，在合作化迅猛发展阶段，中共中央要求没有党的支部的新区乡村，都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正是在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延伸到了最基层的村庄和合作社，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覆盖，完成了政党下乡的任务。“‘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都是为了推动分散农民的组织化。”［10］( P84)人民公社体制本质上是一套有效的组织体制，它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能力大为增强。作为“政社合一”的组织，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的分配。组织农民的程度和强度前所未有，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社队组织为基础，包括妇联、民兵等各类群众性组织，形成了农村的组织网络，每家每户都被组织起来，进入这一组织网络之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大规模平整土地、农田水利建设等活动，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组织农民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从农村汲取资源，满足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从思想上将农民“组织起来”推向了顶峰，改造农民思想，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党组织以及各类基层群众组织都具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和发动。这些行动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且行动越来越频繁、力度越来越大。通过接连的政治运动以及持续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不断强化。传统乡村社会和传统农民从根本上被改变，自古以来远离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文化整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网络，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改天换地，农业农村取得了巨大变化。通过改造性的组织行动，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塑造出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不过，“过度的组织化也使社会丧失了应有的活力”，［11］( P117)农民失去了生产生活的自主权，被机械地整合在一起。同时，由于国家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农民的现实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赋权性组织阶段:1978 ～2012 年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加快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目标也有了转变，从强调国家目标到注重实现农民群众利益转变，对农民的组织更多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围绕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通过一系列赋权性质的农村改革落实，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巨大成功。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向农民赋权的过程。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经济自主权;实行村民自治，赋予农民政治自主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农民进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村民自治是获得政治权利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伟大实践。数亿农民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发展，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赋权中，还注重通过引领实现组织农民的1 2
目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农民社会加速走向分化，农民的利益复杂化、观念多元化。对广大农民进行整合的任务要求不断转变组织方式，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引领、利益协调、社会动员、情感激发等组织农民。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价值取向的塑造和整合，通过先进性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将农村中的经济能人等吸纳进党组织体系，通过他们引领其他群众，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所有群众，形成最广泛的合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迅速增强，给组织农民带来了很大困难，原有的组织结构被打破，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组织农民的方式日益乏力。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和信息技术的...
篇三：党对农民的重要性
SCAL SCIENCE Vol.68 No.8 2021傅志华 申学锋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通过革命斗争实现从区域红色政权领导者到全国执政党的转变，并领导一个落后的大国逐步崛起，在新时代成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百年大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诸多经验之中，从国情出发抓住中国的基本问题—— — 农民问题，特别是通过财政手段很好地处理了党与农民的关系，无疑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财政视角为切入点，从动员农民、依靠农民、为了农民三个层面分析了党与农民关系的百年演进轨迹，并总结了历史启示。关键词：党与农民关系 财政 农民问题中图分类号：F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91（2021）08-0005-12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回顾百年党史，党与人民关系始终是最为重要的逻辑关系，关系到党的执政和事业发展。我国农民一直占有全国人口的较大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党与人民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党与农民的关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财政视角考察党与农民关系的沿革及启示，对于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一、动员农民，党在践行革命使命中赢得民心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曾被共产国际一些人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不正统”，不是按照“经典”运作。然而，正是这个“不正统” “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政权。这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启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建设，并未出现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没有走入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动荡和分裂。这又是为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看，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动员和依靠农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 中国政治财政学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组长：傅志华；课题组成员：李成威、申学锋、陈龙；本文执笔：傅志华、申学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财政科学 2021 年第 8 期（总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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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科学 2021 年第 8 期（总第 68 期）功的关键；善待和感恩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永世不忘的初心。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重视动员和组织农民。1921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较早、较系统地阐述农民问题的《告中国的农民》指出：
“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革命者要面向农民，号召农民“集合起来”。建党伊始，共产党人就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思想日渐开化、革命氛围浓厚的广东，农会组织日渐扩大，广大农民联合起来，纷纷要求田主减租，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1922 年，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了范围广、影响大的农民运动。1926 年11 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实践中发现“领袖人才太少”，急需培养和造就大批农民运动的干部，遂提出“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孙中山、廖仲恺的支持。1924 年 7 月 3 日，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以国民党名义开办，由共产党人主持，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为宗旨的农讲所正式开学。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人先后担任教员，他们多为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既有丰富的革命理论课程，又有社会调查课程。在现今保存的农讲所课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共开设了 25 门理论课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毛泽东负责“中国农民问题” “农村教育” “地理”等三门课程。在广州农讲所内，一面红旗鲜明夺目，上书“农为党本”，恰好四字正读反读都是一个意思，“农为党本” “本党为农”。农讲所虽已成历史，但“本党为农”的初心至今未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大写在旗帜上的初心。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发动领导农民运动中，不断深化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就农民问题专门作出论述或决议。1925 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提出了“农民同盟军”一词，阐述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1926 年，在大革命洪流即将达到高潮时，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1927 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如何把“一盘散沙”的众多农民组织起来？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人口的最大多数，但土地基本掌握在地主手中，因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方面。靠什么争取农民？靠的就是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1925 年 10 月，党中央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 — 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首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此后几年，党在革命根据地相继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 年）、兴国县《土地法》（1929 年）、《中华苏维埃共①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 页。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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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SCIENCE Vol.68 No.8 2021和国土地法》（1931 年）等，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改革方案。土地问题，在革命时期就是典型的财政问题。在发动农民方面，党的财政手段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宣传口号。为实施这一政策，党组织领导农民建立起农民协会，“一切权力归农会”① ，提高农民政治地位。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改变了原来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提出“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把动员组织农民和解决财政困难结合了起来。1938 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战略思想，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民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
“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② 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又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要求每名党员必须有群众观点，学会把群众组织到各种运动中去，放手发动群众。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和革命需要，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 年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 年在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在解放区掀起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 28 年的革命大潮中，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历史责任，始终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汇聚成不断前进的磅礴力量。在动员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党同广大农民建立起一个政治联盟，汲取大多数人民群众力量的工农联盟成为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继续实行土地改革，随后又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当时刚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财政经济也急需扭转窘迫局面，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党中央没有选择竭泽而渔的办法，而是站在农民切身利益的角度，选择先解决“土地”这一基本民生问题。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已有1.45 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约有 1 亿人。但到新中国成立时，仍有 2.9 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改，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的广大农村仍保留着落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 1952年 9 月，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 90％以上。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分得了约 4600 万公顷（约 7 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交纳 3000 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土地改革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整个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③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为了克服农民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又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恢复农业生产。到 1952 年，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已达 800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4000 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增产竞①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 页。②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1-512 页。③ 谢旭人主编：
《中国财政 60 年》（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73 页。党与农民关系百年变迁及历史启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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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科学 2021 年第 8 期（总第 68 期）赛运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二、依靠农民，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成立以后就一直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①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面临财政经济的极大困难，依靠农民、取之于民是财政筹集经费的必然选择。正是依靠广大农民缴纳的土地税、临时借粮和战勤负担，党的革命战争才取得了伟大胜利；正是因为广大农民承担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剪刀差”负担，才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一）革命时期的取之于民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红色政权经济极为艰难，筹集财粮的主要手段除了“打土豪、分田地”之外，也在兼顾原则和阶级原则下实施了取之于民的税收政策。所谓兼顾原则，就是“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② 。这一时期红色财政更多地考虑革命战争需要，不仅向农民征收一定的土地税，还采取了推销公债、开展借谷运动的办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先后发行了两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1932 年 6 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向全苏区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专为充裕革命战争的用费”，发行总额为 60 万元，期限为 6 个月。同年 10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 120 万元，用来解决反“围剿”战争的急需。
③ 所谓阶级原则，是指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税收的基本原则是“重担归于剥削者”。1934 年，毛泽东完整地总结了税收的阶级原则：
“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④ 这个原则后来一直是税收问题上处理各阶级关系的基本准则。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取之于农民的主要措施是征税、借粮、发公债。向农民征税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粮草和经费的主要形式之一，全国 19 个抗日根据地都向农民征过救国公粮、田赋等，并相应建立了税收制度。借粮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筹粮方式，1940 年百团大战时晋冀鲁豫边区有过一次借粮，陕甘宁边区因粮食供给临时困难而三次借粮，晋察冀边区部分地区也有借粮。抗战时期发的公债不多，陕甘宁边区 1937 年发行过 200 万元（法币），晋察冀边区 1938 年发行过 300 万元，鄂豫边区 1945 年也发行过少量公债。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解放区所处的环境绝大部分仍然是农村，财粮收入的取得依然主要依靠农民。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北解放区，农民交纳的公粮占财粮总收入的 40％左右；山东解放区农民交纳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 页。② 毛泽东：
《我们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0 页。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86 页。④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 3 期，1934 年 1 月 26 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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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SCIENCE Vol.68 No.8 2021的公粮、田赋占一半以上；晋冀鲁豫解放区占 3/4；其他地区占 80％左右。向农民筹集粮款主要采取税收形式（公粮、田赋），有些解放区在特殊情况下采用了借粮形式，东北解放区还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