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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过渡时期思想文化

时间:2022-07-15 16:20:03 思想汇报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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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过渡时期思想文化

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5篇

第1篇: 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和发展。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私有制了。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使资本主义15年绝种。经过近30年的曲折,从1979年起,由允许个体经营到允许雇工;
由承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明确肯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估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一直是建国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八十年代的讨论热点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论断是:“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1953年提出要建立使资本主义绝种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1987年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时成了史学界讨论的热点。这个讨论引起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注意。1990年《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一篇施肇域的著名文章:《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状况概述》,文中列举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龚育之1987年1 1月在汕头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称总路线“既是水到渠成,又有重要发展。”二是薛慕桥1988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802期发表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认为总路线“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林蕴晖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1989年第2期发表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偏差的一个理论原因》、《谈谈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凯歌行进的时期》书中提出的总路线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相比较,是一次“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林还认为,此后延续了几十年的“左”倾错误,皆肇始于此。

  以上可见,最早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总路线的论断提出质疑的权威学者,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他在文中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

  

  九十年代胡绳对总路线的评说

  

  作为正式出版的权威著作,则数1991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两部著作,都肯定总路线是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发展。《七十年》写道: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薄一波则认为,总路线是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新发展。他写道:“《决议》(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引者注)提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总路线将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结合进行。应当说,这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发展。”

  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胡绳和龚育之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变化。

  1994年9月,胡绳委托龚育之主持编写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子。他对写作这个本子的指导思想有明确的交代。胡绳说: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坚持基本路线~百年不动摇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有笼罩全局的气势,也才能体现出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

  他指出,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离开经济建设的严重教训: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地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
另一方面又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之初,就摆在了党的面前。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

  龚育之在具体指导写作过程中,强调以《七十年》为基础,有所前进。就是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实践的新发展,对历史的新领悟,史料的新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达到在历史决议和《七十年》基础上的前进。龚育之认为:最大的难点就是总路线的提出,早还是不早?对还是不对?这个事情恐怕要攻坚……,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这些年争论相当大的问题。

  经过几轮讨论和修改,1998年最后形成的稿子采用了这样的表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龚育之在向胡绳报告中解释说:把酝酿提出总路线的进程,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这个标题加以笼罩,突出地反映总路线确与原来的设想有所不同。

  由原来经过10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改为从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特别是以后随之而来的加速过渡,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路线的制定,与学习苏联、照抄苏联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密切关系。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作唯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

  对这部分稿子的写法,胡绳表示了赞同。他对总路线专门写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指出: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 中国实际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力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以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也就是跳过工业化的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文章明确认为:以为农业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民粹主义”思想,并说毛泽东也染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绳上面的这两段话,是迄今为止,对总路线最为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二十一世纪初《毛泽东传》的再评价

  

  胡绳的观点,曾受到一些人的攻击。有人指责说:“胡绳同志在自己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反对了民粹主义。这是合乎事实的。但胡绳同志同时又认为,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我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误解,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批判胡绳的人坚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适应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目标而提出来的。”其理由是:“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较强大,理应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它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础。”“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上述三条,作者得出以下结论: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对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色彩”,暂且搁置不论。仅就对总路线的评价来说,作为学术讨论,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完全正常的。那么,目前国内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评说的呢?值得推荐的是,逢先知、金冲及二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毛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这一章对总路线的提出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从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着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关于在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者写道:

  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时间,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作者继续写道:然而到1952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关于总路线与原来设想的关系,作者是这样表述的: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改变”,具有“转折意义”。是不是应该理解为并非原有设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那末,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今天对这条具有转折意义的总路线,作怎样的历史评价呢?作者写道: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指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引者注)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会……”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问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作者在这么长的一段文字中没有直接点总路线,而是从《学习宣传提纲》中引出了一个观点,而这个理论观点恰恰是总路线的核心。作者评论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中心是阐明,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并对尔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请看,作者是如何迂回曲折地点出了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对尔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我们把《毛传》上面这大段话与胡绳说的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是不是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只不过胡绳说的是直截了当而已。

  重新认识和评估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如同有些人认为的是要否定历史。而是如《毛传》的分析,对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就处于这样的认识水平,这就是历史。重新评估的目的在于,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肯定、否定。对当年消灭私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曾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另一种是“没有当初,哪有今日”。应该说,前一种说法是事后诸葛亮,后一种说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实践,就得不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但是,只有明确认识当年提出的过渡总路线,并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才能更好地领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理论,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第2篇: 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

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

初唐诗坛“上官体”一度盛行,初唐四杰挺身而出,创作出大量与宫体诗风格截然不同的或清新雄放、或慷慨激昂的诗歌,展现自己广阔的眼界与心胸,抒发自己远大的志向与抱负。同时,他们的创作对之后五言律诗及七言古诗的发展定型也有很大的影响,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

初唐的前五十年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初唐诗坛继承了齐梁诗风,逐步走向宫廷化。“上官体”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

而初唐的后五十年则是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唐诗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比较热闹,先是高宗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继之有沈佺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最后是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辟了健康的发展道路。在此,我主要对初唐四杰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初唐四杰分别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他们四位诗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官小而才大,位卑而名高。他们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在诗歌的题材、风格、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和贡献。题材上“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举凡离别、怀乡、边塞、市井生活、山川景物等皆入诗,内容上代表了当时文学革新的方向;
风格上与宫体诗的绮靡不同,而是真实情感的抒发,或开朗豪放、积极进取,或悲凉雄放、铺张扬励;
形式上王、杨长五律,卢、骆长于七言歌行,改造了宫体诗。他们的诗歌创作,代表了矫正宫廷诗风的成就。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对他们的历史地位做出来很高的评价。

第3篇: 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

        怎样认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关键词:过渡时期; 总路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史学工作者对建国初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历史反思。主流观点仍然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实践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总路线提出得太早,匆忙搞社会主义改造,超越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怎么认识和评价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提得过早,是否超越了发展阶段?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其酝酿已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一次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12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出更加完整准确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后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制定的。1952年,朝鲜战争即将结束;
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
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全国出现了社会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切,为新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据此,中共中央考虑未来目标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总路线提出是不是为时过早?亲身经历这一历史事件的薄一波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适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盲目经营,就会妨碍我国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就会加剧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妨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顺利扩大。因此,在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

诚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主张建国以后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他将原来设想的“先搞十年、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明确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争取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突变。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绝不是毛泽东一时兴之所至的构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因而它的提出“是适时的、正确的。”(同上书217页)如此看来,总路线并没有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而只是把这个阶段当作一个“过渡时期”。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反映了历史必然性,大多数研究者给予肯定的回答。其理由是:

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但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不能依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历史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更没有能力担负起实现工业化的重任。特别是当时国营工业企业大多数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强,明显优越于其它经济成分。因此,充分地发展国营工业,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业,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必由之路。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有能力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验;
私人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暴露了其腐朽黑暗的一面,但经过斗争后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促进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设想在将来某一天宣布实现国有化,一举歼灭资本主义的做法和认识,而以逐步改造的方式来消灭资产阶级,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三,社会主义大工业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的极不稳定的过渡性经济。土地改革后农村两极分化的趋势、个体农户受生产工具和资金等条件制约而限制了生产力发展的困境、以及广大农民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愿望,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国家工业化对粮食与工业原料增长的需求、对开拓农村市场的需求,迫使农业集体化必须与国家工业化同步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势在必行。

第四,从国际环境来看,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估计国际环境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争取10年到20年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增强实力,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机不可失。另外,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禁运,我们只能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但当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很不理解,流露出只愿更多地帮助社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意向。这些国际原因都促使中国共产党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这种必然性。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的问题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
一是逐步地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再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共18年时间,应该说是比较稳妥的。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局限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充分认识我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总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中国搞得强大起来,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果在实施总路线的过程中,一再加速,以致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过渡,“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改”的工作也做得很粗糙。虽然这是具体实施中的问题,但也反映了在总路线制定时孕育着“求快”、“求纯”的倾向。

参考资料:

薄一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鲁振祥、杨茂荣、王朝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问题文献发表情况简介》,《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网)。

李安增:《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网)。

戴光前:《试析过渡时期总路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网)。

萧岛泉:《建国初期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网)。

燕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庞松:《党对国家资本主义过渡途径的探索——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认识环节》,《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期刊网)。

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期刊网)。

第4篇: 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

论过渡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要矛盾思想

杨建伟

【期刊名称】《探求》

【年(卷),期】2005(000)004

【摘要】在长达七年的过渡时期中,毛泽东的主要矛盾思想总体上可以分为前三年和后四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实践上是正确的,但理论上存在着表述不严谨、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二重化等问题;第二阶段从总体上说,是基本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包含着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绝对化,相对忽视和淡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错误.

【总页数】5页(25-28,50)

【关键词】毛泽东;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

【作者】杨建伟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广东,广州,51005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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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社会基本矛盾到社会主要矛盾--论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的哲学根源 [J], 杨建伟

3.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J], 侯德泉

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迷误的原因及启示 [J], 王鹏程; 俞兰

5.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迷误及其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影响 [J], 杨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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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3年下半年正式形成和制定了这条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充分反击了历史的必然性。第一,中国脱胎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因而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成为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和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改造的支持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和贯彻,经历了以下的过程: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上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都较详细地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正式进行了讨论,形成比较

完整的表述。9月24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
“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主体与两翼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同时,考虑到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总路线规定要逐步过渡,即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采取逐步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而在过渡的时间上采取分阶段逐步过渡的办法。在改造方式上,总路线把和平改造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国策,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这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法。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1955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和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分别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过程作了说明,阐明了这条总路线对指引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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